第三，关于董事会的组织，杭先生一面说“董事会成立一载余’

事实上尚未尝一受政潮之重大波荡”，而他一面又说，“人事变迁’

政潮起伏，所谓中国董事多数系借款机关代表之现象，已渐不复存

在”o这就是说，政潮起伏可以影响各董事所代表的机关，而不致

更动董事的人选。这自然是很可喜的现象，我们希望将来政府不

要破坏这个很可喜的成例，并且希望各位董事不要因为他们现在

不代表借款机关了而就减少他们对庚款管理的兴趣。

第四，董事会与购料委员会的统辖问题，有了行政院第二十二

次会议的议决案，已可算有了一个比较满人意的解决了。何以至

今购料委员会还不曾“函复遵照办理”呢？是否行政院的命令不能

行于王景春先生们的购料委员会呢？

第五，最后我要请杭先生和董事诸先生以及国内外关心这个

问题的人大家考虑我在《独立评论>第九号的结论：“我们的希望是

要从根本上变更庚款换文所规定用投资借款作基金的原则。去年

三月以前所积存的庚款，不妨依原案。……去年三月以后的庚款，

应该变更办法，完全交董事会管理，以一半存储作基金，以一半随

时用在基本的文化教育事业上。”杭先生对于这个结论，完全不表

示意见。但我的原文的要点只在于证明换文原则之荒谬不可用，

只在于证明换文原则之不可不变更。那个荒谬的原则不更换，英

庚款的管理是不会有效率的。

英庚款的管理

答杭立武先生

杭先生是在英庚款董事会任职的人，他指出的几点，使我们知

道董事会最近补救的办法，我们读了自然很高兴。然而我还有不

能不顾虑的几点。

第一，“借用英庚款还本办法’’不过是呈准行政院备案的一件

公文，杭先生自己也说“不敢谓还本即有保障”o究竟现在已借出

的庚款（中国伦敦两处）已有了还本的保障没有呢？

第二，我说“多数的借款至今不曾起息”，杭先生说是“道听之

说，幸非事实”o然而他自己也说建设委员会与导淮委员会的借款

至今还不曾商妥还本付息的条件。此外铁道部各路的购料借款究

竟起了利息没有？杭先生说：“虽不敢即谓利息将来必可实收’但

亦不能预存悲观。”其实我们的悲观也不过是如杭先生说的“不敢

即谓利息将来必可实收”而已？

学潮的第三个原因是学生不用功做功课。为什么不用功呢？

因为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学业成绩远不如一纸八行荐书的有用。

学业最优的学生，拿着分数单子，差不多全无用处：各种职业里能

容纳的人很少，在这个百业萧条的年头更没有安插人的机会；即有

机会，也得先用亲眷，次用朋友，最后才提得到成绩资格。至于各

种党部，衙门，机关，局所，用人的标准也大概是同样的先情面而后

学业。即使有留心人才的人，学识资格的标准也只限于几项需用

专门人才的职务，那些低薪职务——所谓人人能做的——几乎全

是靠荐引来的。学业成绩本不全是为吃饭的；然而有了学业成绩

而仍寻不着饭碗，这就难叫一般人看重学问功课了。所以平津教

职员会提出“用人应由考试”的办法；自然是不错的。不过考试不

是指戴院长所办的考试，应该是考试原则的普遍实行。约略举例，

可以说有这几点：

(1)凡政府机关，除专门人才可由学术机关推荐酌量免试之

外，一切人人可做之普通职务（从工友门房到科员书记）必须经过

考试，并且要把考试成绩和各人在学校的成绩合并平均计算。

(2)凡公家机关的职员必须实行回避亲属之法，有犯者应去

职。合资的公司也应该适用回避法。

(3)严格的保持海关邮务等处已有的考试用人制度。

(4)凡考试任用的人，除非有溺职的行为，不得随长官的喜怒

而更动；其升迁皆应该有常法。

住在上海的孙科先生于4月24日发表他的抗日救国纲领，其

中主要的主张是（一）于本年10月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二）明

年4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决定颁布日期；（三）全国人

民在不危害中华民国不违反三民主义之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

治团体，参加政治；（四）于本年10月召集各省省民代表会。

此外还有民选立法院和监察院委员各半数的办法，听说政府

拟有草案，正在审查中了。孙科先生则主张立法和监察两院的委

员都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

住在香港的胡汉民先生近来也屡次发表谈话，表示他赞成宪

·政的实行。并且赞成党外可以有党了。

我们考察这些主张，可以说，这些主张无论内容有多大的出

入，都可以表示宪政运动的开始进展。其中最大的异点，约有这

些：

第一，政府派不主张缩短训政年限，要到民国二十四年才算训

政结束；而在野派（包括暂时在野的孙科先生们）则主张提早宪政

的开始。其实这一点不成多大问题。如果在这两年半之中，政府

和人民都能积极准备宪政的施行，如果训政的目的是（如汪精卫先

生去年12月10日说的）“在训练民众行使政权”o——那么，两年

半的光阴也许是值得的。如果训政的延长只是为了保持政治饭

碗，畏惧人民参政，执政权而不能做点治国利民的事业，号称训政

而所行所为都不足为训，——那么，训政多延一日只是为当国的政

党多造一日的罪孽而已。

保存国粹

果如所料，要求改革的第一个浪潮被政府中反动分子镇压下

去后，知识界立即发起了一个新运动，即“保存国粹运动”o这个运

动中的许多支持者又同时是后来推翻满清的革命党的成员。这个

事实可注意之点是，它表明反满的革命虽然是受西方共和理想的

鼓舞而发动的民族自觉运动，但它还没有摆脱文化保守主义的情

绪。这个保守主义最近几年有突出表现。有人在反对教会学校和

教会医院时经常使用“打倒文化侵略”的口号。

工具与进步

直到最近几年才听到有人坦率发表现代西方文明优于中国的

和一般东方的旧文明的议论。一位年逾花甲的思想家吴稚晖老先

生于1923年一1924年发表了他的宏论《．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

人生观>o他在文中大胆宣称中国旧道德的总体都是低级的和粗

浅的，欧洲种人在私人道德上和社会公德上以及日常生活方式上

都超越其他种族之上。“他们是所有这些种族中最有才能和精力

充沛的人民，他们的道德总体是高超的。”他劝告中国的知识分子

传统价值安然无恙

我曾经也是这种选择性过程的倡导者之一。不过现在我表示

后悔，因为我认为谨慎选择的态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实在不必

要。一种文明具有极大的广被性，必然会影响大多数一贯保守的

人。由于广大群众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数人总要对他们

珍爱的传统要素百般保护。因此，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

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如果他们前进一千步，

群众大概会被从传统水平的原地向前带动不到十步。如果领导人

在前进道路上迟疑不决，摇摆不定，群众必定止步不前，结果是毫

无进步。

接受现代化

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

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

意接受的态度。近几十年来，中国之所以不再谈论抵制西方文明，

只是因为中国的保守主义已在选择性的现代化的理论伪装下找到

庇护所。她在采用西方文明某些方面如电报、电话、铁路和轮船、

军事改组、政治变革以及新的经济制度……所取得的微小的进步，

大多是外国特权享有者或担心民族灭亡和崩溃的中国人所强加

的。这些方面的进步没有一项是出于自觉自愿或明智的了解而引

进到中国来的。甚至维新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充分了解

他们所主张的东西。仅在几年以前，1898年维新运动最重要的领

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曾歉然地自认道：“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西

学为何物，亦不知如何去学。我们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旧东西已

经不够用了，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o”①领袖人物本身浅薄如

此，当然不能引起广大群众的真正的热忱或坚强的信念。

美国有一位大贤名弗兰克令(Benjamin Franklin)的曾说道：

“时间乃是造成生命的东西。”时间不值钱，生命自然也不值钱了。

上海那些拣茶叶的女工，一天拣到黑至多不过二百个钱，少的不过得五六十钱！茶叶店的伙计，一天做十六七点钟的工，一个月平均

只拿得二三块钱！还有那些工厂的工人，更不用说了。还有那些

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说了。人力那样不值钱，所以卫生

也不讲究，医药也不讲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铺里和穷人

家里的种种不卫生，真是一种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洁净，瘟疫

的横行，更不消说了。最可怪的是无论阿猫阿狗都可挂牌医病，医

死了人，也没有怨恨，也没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钱，真可算得到

了极端了。

拜金主义

吴稚晖先生在今年5月底曾对我说：“适之先生，你千万再不

要提倡那害人误国的国故整理了。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提倡一种纯

粹的拜金主义。”

我因为个人兴趣上的关系，大概还不能完全抛弃国故的整理。

但对于他说的拜金主义的提倡，我却表示二十四分的赞成。

拜金主义并没有什么深奥的教旨，吴稚晖先生在他的《一个新

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里，曾发挥过这种教义。简单说来，拜金

主义只有三个信条：

第一，要自己能挣饭吃。

第二，不可抢别人的饭吃。

颜任光  王星拱高一涵  陈翰笙

胡适  胡浚济  罗惠侨  张祖训

王世杰  丁燮林余文灿  李四光

周  览皮宗石  陈源高仁山

陶孟和  燕树棠张歆海  邓以蛰

时间不值钱

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时间不值钱”，中国人吃

了饭没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扑克”，有的人走上茶馆，泡了

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只鸟儿到处逛逛，也是一天了。

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

商议，或是有话谈论，倒也罢了，其实并没有可议的事，可说的话。

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处有事，忽然来了两位客，是口口馆的人员，

我的朋友走出去会客，我因为事没有完，便在他房里等他。我以为

这两位客一定是来商议这口口馆中这什么要事的。不料我听得他

们开口道：“口口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车来的，还是坐轮船来的？”

我的朋友说是坐轮船来的，这两位客接着便说轮船怎样不便，怎样

迟缓，又从轮船上谈到铁路上，从铁路上又谈到现在中交两银行的

钞洋跌价。因此又谈到梁任公的财政本领。又谈到梁士诒的行踪

去迹。……谈了一点多钟，没有谈上一句要紧的话。后来我等的

没法了，只好叫听差的去请我的朋友。那两位客还不知趣，不肯就

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让我的朋友去领教他们的“二梁优劣论”

罢。

十二、五、十上海

（原载1923年5月20 H<努力周报>第53期）

114  胡适文集11．胡适时论集

一师毒案感言

古人说，“暴得大名，不祥”o这句话是很有理的。名誉是社会

对于一个人或一个机关的期望的表示。例如人说某学校是“最高

学府”，这就是说社会期望某学校做“最高学府”o如果将来某学校

不能做到社会的期望，他就要使社会大失望了。期望愈大，愈容易

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

责备比常人更大更多。所以古人说，暴得大名是一件不祥之事。

浙江一师自民国八年以后，忽然得着一种很可妒羡的盛名。

社会上的新分子夸奖一师，说他是东南新思想的中心；社会的旧分

子攻击一师，说他是危险思想的出产地。夸奖与攻击，无论是否正

当，都帮助一师的名誉飞跃到很可妒羡的地位。本省内地的学生

纷纷来投考一师，自不消说；甚至于我们徽州的少年，不甘受内地

旧学校的束缚的，也都纷纷赶到杭州，想尝尝浙江一师里新思潮的

滋味。我曾看见徽州学生程憬的日记，他记载当日投考被取时的

心理，真有“出幽谷而迁乔木”的高兴。一个中等学校得此盛名，岂

不很可妒羡吗？

一师背着“东南新思潮的一个中心”的盛名，已三四年了。“新

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

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

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o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

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

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

度。这种精神的有无，便是思想新旧的区别点。但这种精神的有

无，是不靠口头和笔头的表现的。最可靠的试验是，当一种困难问

题发生时，要能用这种评判的态度去应付解决。多少负盛名的个

人与机关，都因禁不起这种试验而使人失望了。现在竞轮到浙江

一师的头上了！

这两点，我们明知是白白地说了的。但我们为教育界前途计，

明知无益，终于忍不住要说了。

十二、一、二十五

一年了！

今天是<努力>第二年的第一期。一个小小的周报的周年，是

不值得庆祝的，所以我们也不给他做周岁了。

<努力>的产生，是由于一点忍不住的冲动，希望在一个无可奈

何的境地里，做一点微薄的努力。

我们回头看这一年的成绩，心里实在觉得惭愧。但过去的是

过去了；我们现在只应继续地努力。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是决

不会白白地费掉的！

我们这一年之中，最可欣幸又最可感谢的是那些帮助我们努

力的许多朋友。这些同志的帮助，使我们觉得我们走的道路究竟

不十分寂寞；使我们觉得这种努力究竟是有趣味的。

我们借这个机会，感谢那许多替<努力>做文章的朋友，并感谢

那些替《努力>介绍或发行的朋友，我们尤其感谢我们的朋友章洛

声和江裕如两位先生：他们牺牲了一年的休暇时间，给<努力>做发

行的事务：若没有他们，《努力>也决没有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