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种指责暴露着背后的社会状态：中国的农民，耕地过

小，也无力担负繁复的诉讼费用，官僚只能把他们看作集体的族

群，以刑法作张本，民法始终未能展开。如此，政府所标榜的开

明专制，多只是一种修辞学的功夫而已。因此，真理总是按着威

权，由上至下。这种体制，本身缺乏应变的能力，就无力支持王

安石的方案。

王安石之目的，是要使国家的制度长久地置于发育成长的

过程中。以上种种也可谓之为传统中国之悲剧：政治上的初期

早熟，在纸张尚未发明之前即先造成了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体

系，以后为免于分裂，便一意维持这体系，始终不能使地方性和

专业性的因素发育成长，以致一旦被西方赶上，各种弱点同时暴

露。

最后王安石总算得其天年而终，可是他的“新法”被推行又

被放弃，如是好几次，至北宋灭亡为止。千百年后，还有历史学

家认为他应当对宋代的覆亡负责。

北宋之后又有南宋，中国被契丹（辽）、女真（金）和蒙古相继

侵入，这当中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可是从财政税收的角度

来看，北方的少数民族动员简单，补给线短，不受官僚作风的羁

绊，他们所主持的法制全部可行，是以往往能以之击败中原的多

数民族。可是也难能令人相信，他们入主中原之后，也都统统模

仿中原体制，也都爱慕社会生活的繁复状态，开始憧憬于扩张性

的财政税收。这时期也值纸币通行，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

无不因通货膨胀而亡国。彭信威是中国货币史专家，他说中国

人民受恶性通货膨胀之害，世无其匹，重点在指这一阶段。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他对扩张性的财政特别存戒心

（虽然他也滥发纸币，这对全朝代的影响不深）。他对当时财政

税收之设计，可谓一意复古。有如会计单位：宋朝已用铜钱之

缗，他又恢复为谷米之石。王安石以来的出钱代役，他又恢复为

现身服役。明朝各种税收的幅度，都有一定的限制，由户部刻石

刊载。朱元璋又设计一种奇怪的补给制度：即是不设中央银柜，

而指定某税收单位将一定的谷物按时交纳于某需要开销的单

位。户部只监视这种侧面的收受，本身不参与执行。从此，全国

盖满了重叠的而相互来往的补给线：一个开销机构可能受到十

余个供应机构的支持，同时一个供应机构也可能受命供应十多

个开销机构。

以上两种法制之冲突，尚只产生各种不方便之处。而17世

纪议会派及普通法法理家，反对国王滥用特权，恣意惩罚异己，

不按成例妄自征税，更是掀动全国。此中是非历来意见分歧，法

制史家普拉克内特曾作如是说：

当王室拟将中古之机构施用于现代国家之际，财政危

机引起一连串之法制问题。于是产生了冗长的争执，涉及

募捐、强迫借款、关税、封建常例、造船费等等。国王与议会

彼此都说引用中古成例。反对派自然地集中于下议院，此

间财政危机构成了宪法危机。议会派以普通法之法理家作

顾问。他们所称在数个案件内引用特殊权利，显然的有虚

饰假借的地方。②

其症结在时代业已改变，而两方之争执，仍以为过去之事可

供凭借。当他们互相将过去之事解释得对自己有利的时候，英

国法律上的一国两制之裂痕只有加深。当反叛临头的时候，清

教徒被鞭挞，异议派罚带枷，至少有一个散发违禁传单的人物被

惩将耳朵割去，面上黥字③。于是激成高度情绪，造成了英国一

个多世纪在动乱之中的气氛。因之有了内战、弑君、革新为民

国，实验以克伦威尔为护国公，因无成效又复辟等等情节。直到

17世纪末叶，才成定局。

其所以如此，乃是1660年复辟之后，而尤以1689年光荣革‘

命之后，英国之上层机构业已更新，议会至上，成为了今后原则。

国家之公债也成了一种制度，免除了国王人身上对国家财政负

责的需要，一种人权法案，在此时公布。迄至世纪之末，关于王

室之继承，也制成法案。

内战期中和之后，英国社会之下层结构也有了确切的变化。

战前的“副本产业人”原为封建时代跟随着领主的种田人，在新

时代里既不配为自耕农，又非佃农，在内战期间前后他们的身分

逐渐被澄清。又因为长期的干戈扰攘与政变，强者占先，弱者引

退，土地领有整个地规律化与整体化。于是土地问题剔出了中

世纪的含糊，逐渐可以引用现代的管制。此时圈地的办法仍在

进行，只待新世纪土地领有更有头绪，于是付费公路的修筑广泛

地展开。从此内陆与沿海的距离缩短，全国经济构成一元。法

制上的一国两制可以放弃①。

衡平最初并非法律，只是一种公平合理的观念。也无尺度

可凭，起先必被人视作漫无条理，宜由宫廷牧师法庭额外开恩之

施行一二。因为宫廷牧师主宗教之事，又与国王近，能照国王之

良心判案①。在普通法不近情理，或无例可援不置可否之际，有

匡正的功效。此例一开，以后有若干衡平法庭出现，亦有依借国

王之特权，称特权法庭者，至都铎王朝时为盛。宫廷牧师法庭有

如前述，到17世纪已不可缺，因为此时普通法之缺点更为暴

露②。所谓请愿法庭者则随国王辇驾出巡，国王特权法庭首有

星房。星房为枢密院内栋上绘星之房室，用以审判刑事。亦因

新世纪武装暴动侵害良民之事愈多，为旧世纪之未有，普通法所

予之惩罚，过于宽纵过于迟缓，星房接受此类案件，初谓之“刑事

上之衡平”③，以后被视为国王不用普通法而用特权视事之机

构。在斯图亚特王朝内，星房法庭滥用特权，加酷刑于政治犯，

激起反抗。高级委员会法庭亦属特权法庭，专审讯宗教之事。

然都铎王朝执行英国之宗教改革以来，国王成为英格兰教堂之

首长，于是授权高级委员会管理宗教之事。在斯图亚特王朝此

法庭激怒清教徒，同样不孚人望④。而在此时期财政大臣法庭

亦渐迁就环境，局部施用衡平原则⑤。

此两种法庭判案时可能相差甚远，而尤以触及现代商业时

为显然。有如普通法习惯之下，遇有典当，借方立即将作担保之

产业割与贷方，所借逾期未还，业归贷主，借方无从称有赎当之

部分权益。凡合同有违约时，其赔偿只及于被害者实际之损失，

当中失去做生意之机缘或其他不便，不得计较，而且赔偿须待一

和段等候期间，一般为7年。又有动产之继承甚成问题，在普通法

之法官看来，凡人对可能腐朽之物品称有终身享有权，已属离

奇，而尚称可以传之子孙，更为荒唐。此外普通法对于现代商业

习惯如破产、股份经营、合资租船均无适当处理办法，又对于风

险、过去虚冒等等情节亦须待衡平补救①。

在这关头，纪念蒋介石忌辰毋庸为他歌功颂德，只要把他一

生事业平铺直叙据实直书，与前后历史衔接关联，就已尽到纪念

之分寸，也达到纪念的目的。

十二对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几点看法

我自信我的历史观已经尽其客观，因为重要的结论，都曾几

次三番从不同的角度引证，也曾先后在纽约、台北、上海、北京、

香港出版。不过现在还是让我先退归本位，回复到主观的立场，

简述我自己孕育着这段历史观的由来。

1 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沿海各处相继失陷，我即立意去

从军。当时我未满20岁，符合传统所谓“弱冠”，只凭着一股稚

气，满以为前方战事失利大抵都由于旧式将领以下军官畏死塞

责。他们不断地后撤，嘴里只说转进，若有如我辈者一下决心，

口至身随，有进无退，必能挽回颓势。这时绝不止我如是想，与

我一同应考的军校同学，很少例外，都有此愚志。

也料不到以后编入军校16期1总队派往成都受训，入学时

间即是两年，内地交通不便来往又各半年。及至毕业分发到部

队里当排长，已入抗战后期。这时候我们一个师通常只有6000

人左右，并且行军时埋锅、造饭、煮水、挑柴全系农村习惯。日军

的一个师团经常有12 000人至14 000人，配属特种兵后可能多

至2万人。双方火力尤其无可比拟。最近我才看到湖口、马当

要塞失陷的记录，当时过早失陷，据说咎由支援的步兵。可是事

前检阅该部队的德籍顾问即有报告：“机枪迫炮全系废铁，步枪j

堪用者不及半数。”李宗仁所写《回忆录》述及他在徐州时，由他

指挥的四川部队所用兵器半系土造，由他自己请发新兵器，也只

有每师步枪250支。同时史迪威任美国驻华武官，他发现一个

步兵团应有机枪百余，实际只有4挺，每挺配子弹200发，可在

10分钟内射击。这团激战两昼夜后，死600人伤500人，剩余

400余人奉命撤退。战后，我看及的日方文件，一般在列举他们

自己的死伤数外，，动称国民党军队“遗弃尸体”在他们阵亡数20

倍以上，使阅及的人至今目击心伤。

原来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全靠上下蒙哄对外掩饰才

胆敢以苦肉计和空城计的姿态对日全面作战。战前蒋委员长所

掌握的30个德式装备步兵师，不及一年即耗损殆尽。据日本大

本营一个大佐的估计，国民党军队总数曾一度低至90万人，以

后全赖吸收各地保安队及征调农民，素质也每下愈况。即后期

仍维持兵员300万也只有步枪100万支，即最基本的轻兵器弹

药每月用原料300吨也全赖美援空运；制成的步枪子弹平均每

兵每月分得4发，包括机枪所用在内。

说到这里，我要指出当初蒋并无意于反共。迄至北伐业已开

始他作黄埔第三期同学录序的时候，还在呼吁国共合作>F迪凰

痞_=-虱瓜认塑主墨迹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等）妨碍他组

终商屋扭尥敛王篮型乏互始“清党”！从此他们与马克思所憧憬

的共产主义产生了至远的距离，这样更表现着通过亿万人民的

长久大事，不由人力上的因素全部所生。毛泽东与这一时期中

共的最大成就，则是剔除了农村里放债收租、由远亲近邻互相盘

剥、耕地分割至小、乡绅武断地方的种种旧习，使农业生产突破

传统，获得生机。

我们也毋庸强调各个人人身上的弱点。蒋介石和国民党在

大陆最后的失败，不是“贪污无能”四字可概括，他们所控制的人

力物力资源本来不足，又处在一个不能在数目字管理的环境里。

相似的，毛泽东自认已将数亿农民“解放”，在组织结构上讲，他

仍不过将中国搓捏而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只有教条，缺乏法

制，兹后内政外交均无出路，这也是他的成就已到极处无从再解

放的彷徨。我们只能说，蒋介石是哲学家，他冒险蛮干，自谓“不

行不能知”，可是他以纪律约束自己。毛泽东是诗人与艺术家，

他以为宇宙间无穷尽的美感可以在人身上行动上体现（这样看

来邓小平可算数学家，怪不得他是打桥牌之能手）。

我所谓接受历史的仲裁，乃是承认现实，尊重不可逆转之成

果。蒋介石已始创替新中国建立高层机构，毛泽东翻转基层组

织，迄今还待在上下间敷设法制之联系，以重商政策主持之。我

写这篇文字时，内地还有数亿农民过着贫困的生活，农村剩余人

口往都市觅工的也以亿万计。这不能再用阶级斗争了事，只能

继续开放，继续扩大内外市场，疏通前进部门，才能舒展落后部

门。最紧要的问题不是谁掌军权，而是如何保障人民币。硬性

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都无意义，只能在行动中，在某一案情每

一事体中，研究觅得当中应有之均衡。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即使目前中国与苏联能迅速地完

成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世界上仍有大约一半的地区与

人口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些国家与地区仍因宗教的关系维

持着一种不能也不愿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只是我率里所说

韵宗教，不包括神学和哲学上的意义，仅触及其社会与经济的性

格。首先就与苏联和中国边境接壤的回教徒和印度教徒而言，

今日信奉回教的44个国家，总人口高达8亿，其中阿拉伯约有

两亿，苏联境内亦有4500万的回教徒，在中国也有4000万，印

度人口也已超过7.5亿。从数字可以窥见此问题是具有全球性

和庞大范围的。

一务’（四）回教国家的发展深受宗教的影响  √

回教所传布的区域由南中国海通过印度洋，包括红海到地

中海南岸，西至大西洋，但在这些地区并不是所有人都信奉回

教。在近代之前已有无数阿拉伯商人的故事，即穆罕默德本人

也可视之是商人出身。何以他们的国家至今仍不能以商业的原

则治理，这是一个不易解释的问题。

至于我所提及的商业，乃是指现代的商业。本文自始即已

声明，它是带全体性的，要求全民支持，因此社会组织必须容纳

一个无限制的交换原则。这种组织和原则，即使是在西方也须

曲海洋性格的国家经过多方实验后，才通行于全国。穆罕默德

的活动是在7世纪初期，大概与唐太宗同时，他主张一个社会应

该是有秩序且须依赖伦理来维系，这种观念无论如何也不会容

忍一千年后如荷兰及英国之体制。况且，当时他传教的目f茬谴

接近沙漠地带的部落，充实其战斗力，一切以简单一致为主。

他的一神论及“神圣战争”的宗旨，都无法接受个人主义的发展。

从这些迹象看来，穆罕默德绝不可能去提倡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纵使回教国家历尽沧桑，但神学家及法律学家根据经典对

伊斯兰政府及伊斯兰社会作有系统的解释、确定教徒的地位是

16世纪及17世纪的事，总之也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今日看来

这样的架构仍脱离不了大陆国家的背景，注重全民的集体主义，

支持以武力为主的威权（即使征服者是异民族，只要他们信奉回

教，被征服者也应服从）。在日常生活中以道德代替法律，如此

也必具有保守性格。这些特点都在最近伊朗政变及革命时表露

无遗。

同样的，民主与自由代表崇高的理想，但没有固定的内涵，

每个人对此的看法不尽相同。这两年多来，海内外的民主运动

可以看出具有无数目标与步骤互不相容而又各持己见的现象。

还有些人不顾中外历史的差别，也不考虑事实上的困难，只因为

外国如此，也要求中国能够如此。这当然只会迟滞中国的民主

发展，而不能成为推动的力量。

说得更实际一点：如果要行动上的自由，必须多建筑铁道、

公路，如果要选择上的自由，就要使经济的构造更繁复，造成社

会的多元化。在分工合作的条件中，使各人的工作和安全有了

保障。民主如有实际的涵义，则代议政体所代表的社会经济之

派别与莉盔了蚕歹耍甭恧政见不同的人士能打开窗子说亮话。

这样的看瑟琨疆日瑁丽手公买惹焉可药信而了翮i丽苌期革

命早已超越宗教的阶段，而进入了经济的阶段，没有必要在50

年后，再搬出一座“民主女神”。我之所以敢如此地武断，也仍是

相信人类纵有流血和战争，到底对于流血的分量也有经济的原

则。中国抗战的伤亡人数共约2100万人（根据《中共党史大事

年表》），矿矛到50矿厅大村出生命（根据国外学

者的估计l蓑塞蒙包括内战爵元砑页两E我就不能相信这样严

酷的历史事实，会在几十年后一笔勾销，所以改革也应从现在的

体制着手。

中国大陆为着本身的利益，准备在6年左右收回香港，同时

试图与台湾谈判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希望迅速完成在数目字

上管理的局面。大凡人类组织与管理大批民众的方法，基本上

有三个：；暹鲞弛上的激励，以神父、牧师和政治指导员主持之’

二是以武力强加就范，由军队、警察、法庭等执行；三是策动个人

的私利观，当全民都在协同动作下趋利赴实，就不期而然地构成

了兰雨巫系秩序。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只采取上述之中的一

个方案，置其他两个于不顾，也没有一个国家只有私人资本，而

完全排斥公众之所有，所以今日再争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

区别已无意义。重要的是如何将以上几个方案归纳调和，使整

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  回教国家因为宗教的关系，至今仍不能以商业原则治理，以

致仍然无法达到数目字管理的局面。

但后方之明军及朝鲜军仍继续抵抗，他们的火炮及鸟铳排

列具有纵深，文件未提及持续时间，但最后天候干预。大风突起

吹向防御者之阵容，火器全部不能使用，此部队估计为2万人才

因之被歼。后列之朝鲜步兵至此投降，他们并将明兵捆缚交满

洲军。

朝鲜文件称此中、韩联军分作三部。前列明军由刘绥亲自

指挥；中层为韩国部队，内有鸟铳手3000人；后卫则为朝鲜步

兵，由姜弘立控制。最后姜与其部下4000人降。文件证实满方

所谓大风突起火器失效。

韩方对刘蜒之殒身另有说法：他见局势已无可如何，乃与部

下将领数人点燃火药自爆焚死。

中国编修《明史》时已在康熙年间，内中《刘绠传>关于牛毛

砦战役一段大致摘自《满文老档》，但不称缍被杀，而系“战死”。

刘绠死事日期所叙亦有差异。韩国文件称四月十七日，<满

文老档》未具月日，但从安巴贝勒行军日程看来，应为四月二十

日或二十一日。安巴贝勒于四月十五日尚活跃于尚间崖战场，

十六日应已参与努尔哈赤之宰牛祭天，不可能又于十七日奋战

‘  于200公里外之牛毛砦。

今日事隔380年，无人能断然地坚持何说为真。我们只能

比较消息来源之可信度。当中以明方资料最差。其官场文字经

过吏员修饰，上供御览，下避监察官纠弹，即难能存真。战败之

后，其原始资料得自逃归之士卒，亦不能使读者综览全局。所以

一军惨败，动辄即谓遇伏，可能撰史者亦如当事人，始终暗中摸

索，才用此种粗率说法。

《满文老档》对两军交锋情形叙述较详：当时明军取防御

态势，盛陈火器；八旗兵攻击数次，未显功效。于是安巴贝勒占

领东部山岗，又派出支队抄袭明阵地之西南角。蒙古部队则渗

入敌方前、后部队之间遮断其交通，至此刘续军始见动摇。随之

洪台吉又攻其东北角，最后安巴贝勒遂行中央突破。至此明军

三面被围，才全面地溃乱。满人并称刘铤并非战死，而系被俘后

被满人斩杀。《老档》不动声色地述及：“将他杀了。”

这当然不是说，以后凡作史的人都要接受我的规范。充

其量我也不过说出，我们运气坏，在这2 0世纪的末年，局势

明朗，以前的纠纷，至此告一段落。过去1 5 0年的历史，可以

因此作大范围的综合。台北大为开放言论的尺度，就已表示

革命已经成功，过去战时状态的条件已不存在。我的综合不

足为凭的话，至少有实验性质。我在7月8日《联合报》副刊

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欢迎读者修订我的历史观。但是希望向

前修订，不要向后修订。我们既已获得言论之自由，更要珍

惜这自由，不要动辄以“翻案”的方式，将白解释为黑，将黑解

释为白，那样子仍是向后修订，也辜负了今日自由之可贵。

有人指出我所讲述的资本主义，韦伯没有如此说过，或者马

克思并未如此说过，那也都是将我的历史观向后修订，那只

能与时代相去愈远，不见得有出路。

我下面的提议是针对今后而言。如果我们大家都有一段共

识，认为今日历史上的前因后果已告一段落，中国近代史可以重

新修订，这是一个极好的机缘。我们今后写历史，可以从下面这

些步骤着手：

第一，我们应当继续搜集原始资料。

我自己在研讨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就得力于亲眼目睹的事

迹。这些事迹至今尚未见于笔墨。这样看来，书本上遗漏的原

始资料一定很多，过去我们不能讲也不愿讲的情节，通常对以后

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举一个例：

我生长于湖南长沙，在1920年代，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名李

道阶，曾任湘西长溪县县长。到后来他放弃乌纱帽，也没有奉准

辞职，就率家逃回长沙。事后从我父亲的口里，才知道当地驻军

的一个旅长，要他的女儿为姨太太。如果他不潜逃，就救不了女

儿，看来县长的权威也无从支持他。

我父亲还有一个朋友，叫左国雍，是左宗棠的后人，1930年

代任浏阳县长。当日本匪徒出没的期间，县政府抓到了三个嫌

疑犯，经他草率审问，即都判死刑，准备立即斩决。那时候我母

亲正做客于此地，就和他争论。她认为当中一个老头子痴呆懦

弱，决无为匪之可能。固然我母亲的辩护完全凭她的印象，但是

县政府的审讯也同样地缺乏实证。当我母亲和他再三争辩的时

候，我们的“左叔”就很轻蔑地说：“看他这样子，活着算什么！”我

母亲即顶着他说：“你自己活着算什么！”信不信由你，经她这场

争辩，这老头子竟无罪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