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的是我们对于现在学生运动的观察。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简单说来，只有一句话：“我们希望学生

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

动。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这种学

生活动有三个重要部分。

(1)学问的生活。

(2)团体的生活。

(3)社会服务的生活

第一，学问的生活。这一年以来，最可使人乐观的一种好现

象，就是许多学生对于知识学问的兴趣渐渐增加了。新出的出版

物的销数增加，可以估量学生求知识的兴趣增加。我们希望现在

的学生充分发展这点新发生的兴趣，注重学问的生活，要知道社会

国家的大问题决不是没有学问的人能解决的。我们说的学问的生

活，并不限于从前的背书抄讲义的生活。我们希望学生（无论中

学、大学）都能注重下列的几项细目。

(1)注重外国文。现在中文的出版物，实在不够满足我们求

知识的欲望。求新知识的门径在于外国文，每个学生至少须要能

用一种外国语看书。学外国语须要经过查生字记生字的第一难

关，千万不要怕难，若是学堂里的外国文教员确是不好，千万不要

让他敷衍你们，不妨赶跑他。

(2)注重观察事实与调查事实。这是科学训练的第一步，要

求学校里用实验来教授科学；自己去采集标本，自己去观察调查。

观察调查须要有个目的（例如本地的人口、风俗、出产、植物、鸦片

烟馆等项的调查），还要注重团体的互助，分工合作，做成有系统的

报告。现在的学生天天谈<二十一条>，究竟二十一条是什么东西，

有几个人说得出吗？天天谈“高徐济顺”，究竟有几个指得出这条

路在什么地方吗？这种不注重事实的习惯，是不可不打破的。打

破这种习惯的唯一法子，就是养成观察调查的习惯。

(3)建设的促进学校的改良。现在的学校课程和教员，一定

有许多不能满足学生求学的欲望的。我们希望学生不要专做破坏

的攻击，须要用建设的精神，促进学校的改良。与其提倡考试的废

止，不如提倡考试的改良。与其攻击校长不多买博物标本，不如提

倡学生自去采集标本。这种建设的促进，比教育部和教育厅的命

令的功效大得多咧。

(4)注重自修。灌进去的知识学问，没有多大用处的。真正

可靠的学问，都是从自修得来。自修的能力，是求学问的唯一条

件，不养成自修的能力，决不能求学间。自修注重的事，是（一）看

书的能力o（二）要求学校购备参考书报，如大字典、词典、重要的

大部书之类o（三）结合同学多买书报，交换阅看o（四）要求教员

指导自修的门径和自修的方法。

以上诸项，除预科年限一项系由民国六年北京国立六大学校

长联名请教育部核准公布外，其余各项均由去年十月全国专门以

上七十余校校长会议通过。又由本年三月教育部召集全国教育调

查会详细审定通过，请部颁大学试行，原案具在，利害得失，都可复

核。我因为一二腐败政客任意诋毁蔡校长一片苦心，故不能不把

这里面的实情报告给全国知道。

国立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胡适

《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

全书的主旨在于打破几千年来“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迷信’

在于要人知道“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新信仰。作者提出十个证据

来证明这个“行易知难”的道理。十种证据是：（一）饮食；（二）用

钱；（三）作文；（四）建屋；（五）造船；（六）筑城；（七）开河；（八）电

学；（九）化学；（十）进化。自第一章到第四章，分说十件事’证明人

类有许多事行了一身一世还不知道这里面所以然的道理。可见行

是容易的，知是不容易的。第五章总论知行。大旨说人类有三种

人：一种是先知先觉的发明家；一种是后知后觉的鼓吹家；一种是

最大多数懵懵懂懂的实行家。原文说：“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

大禹之九河可疏，而秦皇之长城能筑也。乃后世之人误于知易行

难之说。虽有先知先觉者之发明，而后知后觉者每以为知之易而

忽略之，不独不为之仿效推行，且目之为理想难行。于是不知不觉

之群众，无由为之竭力乐成矣。”（页50）这是全书的要旨。以下第

六章论“能知必能行”。第七章论“不知亦能行”。第八章论“有志

竟成”，举作者自谋革命“三十年如一日”的历史，作一个具体的先

例。

我再论蔡校长这两年多的种种改革。

第一预科三年改为两年。预科的功课大都是语言文字的预

备。中学毕业生不能进大学，已是大不经济了。单习这些大学预

备功课，要用三年的工夫，那是更不经济了。预科占了三年’本科

也只得三年。三年的本科能学得些什么？蔡校长改预科为两年’

是极好的办法。其中只要教授得人得法，两年尽够了。将来中学

程度增高，预科还可减少，到后来竟可完全废止。一方面延长本科

为四年，开办大学院后，又加上两年，如此方才有高深学问可望。

第二文理两科合并，造谣人说大学废止理科，专办文科’这是

极荒谬的话。蔡校长因为学文科的人或专治文学，或专治哲学’于

一切科学都不注意，流弊极大。理科的人专习一门科学’于世界思

潮及人生问题多不注意，流弊也很大。因此他主张把文理两科打

通，并为大学本科。他的目的是要使文科学生多懂得一些科学’不

致流为空虚，使理科学生多研究一点人生基础观念’不致流为陋

隘。这种制度是世界最新的制度，美国之大学以“文理院”为基本’

即是此意。世之妄人，乃引中古相传的学制来驳他，岂非大笑话

吗？

第三法科问题。法科也不曾废除。蔡校长因为经济

门在欧美各国都不属于法科，况且新合并之大学本科之哲学史学

诸门皆与政治、经济极有关系，故想把这两门加入文理科真成一个

完备的大学基础，而法科则专习法律，为养成律师法官之人材。这

是欧美各国通行的制度，用意本很好，后来因为法律一门孤立’于

事实上颇不方便，故索性把法律一门也合起来，和其他各科同组织

一个大学教务处，以归划一。但法科学长一职，至今存在’法科大

学并不曾废’何用恢复呢。

黄：所以中共前几十年曾强制性地要求农民以低价卖粮食

给政府，再配给城市居民，以人为的极低价格，两头扣除，这么省

下来筹资本，这是很大的问题。中国如此，印尼怎么办？菲律宾

怎么办？我们知道历史的残酷，可是已经造成了。马克思讲“原

始资本累积”，就提到杀戮，荷兰人把整整一个岛上的人都杀了

去掌握这个地方，这也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日本没有奴隶制

度，但是侵略中国所得，对它也是很大的资本，它同时也苛待了

日本农民，当时他们生活很穷苦的。这些问题当然存在，我也想

过。

南：因为您是讲“大历史”的，我想大历史里面，这个部分一

定不能丢掉的，就是后进国家的发展，怎么放在一个统合的史观

里来看。最近我看马尔克斯的小说《迷宫中的将军》，写玻利维

亚独立革命的那个将军，让我感动的是这本小说讲尽了一切后

进国家的心事。譬如革命成功，进来一堆先进国的顾问，推销他

们的发展策略，五花八门，搞得治国的将军无所适从，最后他赶

走外国顾问，说：“还是让我们过我们的中世纪吧！”

南：回到先前的主题，在谈资本主义甚至整个资本主义文明

时，我们习惯从英、美的经验去了解，您书中提到一个关键，就是

我们忽略了意大利，特别是14至15世纪间的意大利。法国的

Braudel就特别推崇意大利。我们今天所用的一些西方的概念，

像Cooperation这个字来自意大利文，另外像社会、会社，也来自

意文的Societa，有很多资本主义后期到今天西方文明一些原生

性的概念，也都从意大利来的。例如当初他们的城邦自治、海上

贸易，每一阶层都有不同的会社，这些都开创了整个资本主义的

形式的。我觉得资本主义有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它整个社会秩

序是透过自动管理而形成的。意大利的经验在你的书中特别被

提到是很关键的，你这本书把资本主义的发生，从英国工业革命

往前推，也可以打开台湾很多人的视野。但以下我要提出一些

疑问。首先您书中似乎疏漏了很多部分，譬如整个资本主义在

进行原始累积阶段的野蛮、残酷，贩奴、投机、抢劫、占领之类的

恶行，您着墨不多，但在很多部分又下了很大的断语，您说资本

主义后来进步很大，所以不要去否定它，这我不同意。我较相信

你讲的George Clark所说资本主义后期的进步性是奠基于它前

期的野蛮性；问题是任何国家尤其是后进国家，要走向较合理，、

进步性的资本主义阶段所面临的原始累积怎么来？除了日本帝

国对外侵略，以亚洲为腹地，然后很顺利地现代化，很难再找出

其他后进国家平稳地走向现代化。原始累积怎么来？这个问题

您完全没谈到。我们可以讲自由民主的问题，也是这样产生的

哕。您刚才讲到亚当·斯密，他认为民主是根据经济的合理性，

但有个问题他也没解决，就是当我们自由民主后，我们要重新分

配，就会冲突，但是这个冲突怎么解决？现在有学者认为民主制

度一定跟帝国主义在一起的：用对外资源的累积去解除内部的

冲突。在推崇西方资本主义之余，我们要知道后进国家这条路

怎么走，因为已经没有对外扩张的东西（不能再贩毒、抢劫）。

答：从今日的观点看来，宋代的思想家，大都具悲剧性格。

在王安石时他们已发现现代经济之若干原理，只是在12世纪中

国农村社会的环境里，所提倡的一再失败，宋儒归而求其次，他

们的环境，即是一个失败的场合，不是一个打开局面之场合。

再提及朱熹，他的学说原来有三方面的用途：

第一，支持传统儒家思想。我在这篇论文内即已提及用“四

书”、《庄子》、《左传》、《史记》作提倡传统文教的根本，就用不着

再推崇朱熹。

第二，用虔诚感应的门径培植个人的修养，我觉得与今人的

习惯相去过远。即使有用，其用途也狭窄，远不如注意现代的心

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来得实际。

第三，朱熹以为他所标榜的“理”与“气’’，业已包括自然法

规，亦即是在他系统之内，现今自然科学的精义，也都一览无余，

现查已不符事实。

问：不是也有人推崇他为东方之托马斯·阿奎纳( Thomas

Aquinas)?

答：所谓西方之孔夫子与东方之托马斯，通常都只抓着表面

上一二略似之处即张冠李戴。骤看起来，托马斯与朱熹都有一

个“天人合一”的概念在。我们今日行事的规律，不可能与上苍

创造宇宙的用意完全相反，当中必有融会之处。，

但是托马斯指出当中的原理或法则，分作四个段落。从一

个绝对而无法理解的创世观念到现今人世间的法律，。各依时间

与地点而不同，其间四个层次，互有高低深浅之不同。所以，他

将欧洲中世纪以宗教总揽一切的文物世俗化，因之对以后科学

的展开也有诱导作用。

请注意我无意制造招牌或偶像，也并未提倡任何“主义”。

如果我涉及主义，无非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我已经说明：以人

情为主。

问：你提及黑格尔，他不是反对人民批评政府，有支持独裁

政治的趋向？

答：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是支持现今西方体系的思想家。一

个19世纪前期著述丰富的作家，他的言辞不可能至今一字一句

全部照抄袭用。如果对专门研究尤其是专心崇拜黑格尔的人士

讲，我当然是断章取义。可是现下的目的只是以最经济的手法，

套取各人著述中之精义，尤其是针对我个人刻下目的之需要，作

一个高度的综合，我觉得黑格尔实不可少，尤其他说及一个领导

群众运动的领导人物，不一定确知他这运动的实际意义，当然他

在影射拿破仑，可是对我们讲，却是历史制造人物，而非人物制

造历史的原则在。蒋介石说“不行不能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

自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也都是标榜社会与群众的力量

大，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和黑格尔所说同。

问：那么为何你提到朱熹，却又斩钉截铁地称你对他无兴

趣？

答：从历史的层次看来，情形并不如此，我所讲到中国初期

政治的早熟，人口受地理因素的压力，由西北进入东南，也包括

台湾在内。大陆向台湾移民，始自唐朝，堡琴星这地缘政治的影

响，而不是如由英渡美的清教徒一样在避免传统文化之束缚。

琴百面≥眨发展，也在消除国界，有如欧洲的经济集团，而不是

制造壁垒。今日中国之不能急统，实因台币与人民币已成为两

种体系，两方为着本身利害，也只有不断接触，在文化上与经济

上取得共识。至于将来或是联邦或是邦联，只能实事求是，视客

观的条件而定，无法制造理想公式强制施行，这样才算自决。

我在前文里提到过时的名号可以放弃，也是从这点着眼。

中国一日不接受历史的仲裁，社会的安定即缺乏保障。

反过来说，任何自决，不能完全抛弃历史，尤其不宜忽视后

面的群众运动。世界上的事情不能由我们自以为是，就会朝我

希望的这方发展。这说法不由我开始。老实说我自己也经过一

生颠簸，才体会此中意义。各位再看我提出的8个哲学家没有

一个提倡各人自行其是的自由，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有声名

的哲学家倡作此说。只有法国大革命前启蒙运动时，有人认为

他们已经掌握着“理性”，可以不顾历史。后来历史学家认为大

革命之残暴，大都由这一念之差所致。

问：你对中国长期革命分作三段的看法，已经在各处发表。

你能否再说得详细剀切一点，比如说，对当今台湾与大

陆的关系起何作用？

答：一个从业于历史学的人本应该专批评讲解过去的事迹。

今已提及大历史，无法与当今的发展一刀两断，可是多少也仍要

有分寸，到底历史是历史，政治是政治。换言之，我的答复站在

学者立场，非政客立场。在这种前提之下，我同意不少在台湾的

人士之看法，将来中国之统一，应从文教、历史和双方经济利害

之条件下展开，不以意识形态、军事形势和其他国家向背的条件

展开。

我的论文也已说及：大陆农村剩余的人口向城市移动，我们

去大陆时都已亲眼目睹。有人说这样流动的人口，多至8000万

至9000万，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力量，我想像任何的政策，顺着

这潮流容易成功，例如替大陆经济最前进的部门找出路，后面打

工的人，即使一时仍找不到事，希望尚在，也会拥护你。如果所

做事阻塞他们的出路，使他们整个失望，则难成功。说得不好听

一点也很危险。我已经向美国的读者如是说及。

问：那大陆的问题与台湾何干？不是有人已提倡“一中一

台”，我们这边也可以民族自决？

如果王安石的新法是超过时代，则朱元璋的复古不仅将时

钟后拨，而且将中国的中古时代延长了好几百年。

而且1644年后，清朝代替了明朝，朱元璋的财政设计依然

存在。户部仍然不是执行机构，国家仍然没有中央银柜，此来彼

往的补给线依然存在。只是以前的谷物交替，现在已改用银两。

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以后，道光帝命他的侄子奕经去反攻宁

波，他的军费不能整批赍付，而是要他在不同的地方，设立4个

不同的银库，去接收各地零星押运来的款项。1894年的黄海战

役，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接受好几个省份的津贴，李却没有权力干

预各省的财政。

我们在检讨毛泽东以前的中国时，务必承认这个现实：中国

的问题不是一个正常的组织当中发生了脱节的情事，而是健全

而正常的组织并不存在，往往用以应付局面的机构至少比它想

解决的问题落后二三百年。

20世纪初年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村编成的大组合，也仍

然缺乏民法的支持。它之无力筹集款项作大规模的突破不说，

即是现有收入也只能用于维持这大组合的日常生活，而不能顾

及其他。

各位不难想及：过去几百年政府专注于维持小自耕农的体

系，施政的要点重在管教而不在于发展服务性的事业，甚至视提

高生活程度为畏途（因为它带来一种繁复的社会现象，不容易为

一元化的官僚集团操纵）。那么，其结果只会制造一个资源有限、

缺乏可变性而且人口庞大的社会。毛泽东概括中国为“一穷二

白”，无非是对中国几百年来缺乏突破的一种指责：以庞大的人口

追求于有限度的资源则“穷”；缺乏可变性，不能容受多面目和多

色彩的社会现象则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