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①

究竟从思想上看，中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是“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o

种族上，问题是“不能适于生存而有被淘汰的危险”o

社会的制度与心理习惯上，问题是“不能适于生存而有堕落的

危险”o

经济上，问题是“不适宜于现代世界的经济生活而脱不了落伍

的危险”

思想上，问题也是如此。

思想上的不适宜有两个方面：

(1)思想中有根本大不适宜的部分

(2)思想的方法的不适宜

（上）不适宜的思想

吴稚晖先生曾说：

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安分守己，

茹苦耐劳。惟出了几个孔丘、孟轲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

①编者按：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9年5月19日记载：平社成员决定从各

方面讨论“中国问题”。其中分给胡适的题目是“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胡适的这篇

文章应是为此而作。当时规定胡适主讲的时间是“6月15日”。据<胡适的日记)1929

年6月16日记：“平社聚餐，到的只有实秋、志摩、努生、刘英士几个人，几不成会。”胡适

未提自己的主讲内容，本文疑是为此次聚餐讨论所准备的讲稿。

我担任校长，本只解决公学的风潮而已，原定只维持两个月。

故是日我向校董会辞去校长职务。校董会不准我辞，只准我提出

副校长人选，由校董会聘任，以便有人驻校负责。后由校董会聘请

杨亮功博士为副校长，暑假中即到校任事。

我们觉得何鲁先生任内所定学科组织的规模太大了，不是公

学的经济状况能负担的，故自十七年暑假起，裁撤工学院与法学

院，其余学系也经裁并，改为文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共两院，七学

系。原有之商学院成为社会科学院中之商学系。余六系为中国文

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哲学系、数理学系、史学社会学系、政治经济

学系。

本年度共有学生六百零六人（内有女生五十人），教员四十六

人，职员十四人。本年学生之多，为历年所未有，但公学宿舍只能

容五百二十人，现有学生已远过此数，故原有的游艺室与饭厅都改

为宿舍。课堂与图书馆也都感觉很大的困难。

美国有一位大贤名弗兰克令(Benjamin Franklin)的曾说道：

“时间乃是造成生命的东西。”时间不值钱，生命自然也不值钱了。

上海那些拣茶叶的女工，一天拣到黑至多不过二百个钱，少的不过得五六十钱！茶叶店的伙计，一天做十六七点钟的工，一个月平均

只拿得二三块钱！还有那些工厂的工人，更不用说了。还有那些

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说了。人力那样不值钱，所以卫生

也不讲究，医药也不讲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铺里和穷人

家里的种种不卫生，真是一种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洁净，瘟疫

的横行，更不消说了。最可怪的是无论阿猫阿狗都可挂牌医病，医

死了人，也没有怨恨，也没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钱，真可算得到

了极端了。

拜金主义

吴稚晖先生在今年5月底曾对我说：“适之先生，你千万再不

要提倡那害人误国的国故整理了。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提倡一种纯

粹的拜金主义。”

我因为个人兴趣上的关系，大概还不能完全抛弃国故的整理。

但对于他说的拜金主义的提倡，我却表示二十四分的赞成。

拜金主义并没有什么深奥的教旨，吴稚晖先生在他的《一个新

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里，曾发挥过这种教义。简单说来，拜金

主义只有三个信条：

第一，要自己能挣饭吃。

第二，不可抢别人的饭吃。

颜任光  王星拱高一涵  陈翰笙

胡适  胡浚济  罗惠侨  张祖训

王世杰  丁燮林余文灿  李四光

周  览皮宗石  陈源高仁山

陶孟和  燕树棠张歆海  邓以蛰

时间不值钱

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时间不值钱”，中国人吃

了饭没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扑克”，有的人走上茶馆，泡了

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只鸟儿到处逛逛，也是一天了。

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

商议，或是有话谈论，倒也罢了，其实并没有可议的事，可说的话。

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处有事，忽然来了两位客，是口口馆的人员，

我的朋友走出去会客，我因为事没有完，便在他房里等他。我以为

这两位客一定是来商议这口口馆中这什么要事的。不料我听得他

们开口道：“口口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车来的，还是坐轮船来的？”

我的朋友说是坐轮船来的，这两位客接着便说轮船怎样不便，怎样

迟缓，又从轮船上谈到铁路上，从铁路上又谈到现在中交两银行的

钞洋跌价。因此又谈到梁任公的财政本领。又谈到梁士诒的行踪

去迹。……谈了一点多钟，没有谈上一句要紧的话。后来我等的

没法了，只好叫听差的去请我的朋友。那两位客还不知趣，不肯就

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让我的朋友去领教他们的“二梁优劣论”

罢。

十二、五、十上海

（原载1923年5月20 H<努力周报>第53期）

114  胡适文集11．胡适时论集

一师毒案感言

古人说，“暴得大名，不祥”o这句话是很有理的。名誉是社会

对于一个人或一个机关的期望的表示。例如人说某学校是“最高

学府”，这就是说社会期望某学校做“最高学府”o如果将来某学校

不能做到社会的期望，他就要使社会大失望了。期望愈大，愈容易

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

责备比常人更大更多。所以古人说，暴得大名是一件不祥之事。

浙江一师自民国八年以后，忽然得着一种很可妒羡的盛名。

社会上的新分子夸奖一师，说他是东南新思想的中心；社会的旧分

子攻击一师，说他是危险思想的出产地。夸奖与攻击，无论是否正

当，都帮助一师的名誉飞跃到很可妒羡的地位。本省内地的学生

纷纷来投考一师，自不消说；甚至于我们徽州的少年，不甘受内地

旧学校的束缚的，也都纷纷赶到杭州，想尝尝浙江一师里新思潮的

滋味。我曾看见徽州学生程憬的日记，他记载当日投考被取时的

心理，真有“出幽谷而迁乔木”的高兴。一个中等学校得此盛名，岂

不很可妒羡吗？

一师背着“东南新思潮的一个中心”的盛名，已三四年了。“新

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

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

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o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

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

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

度。这种精神的有无，便是思想新旧的区别点。但这种精神的有

无，是不靠口头和笔头的表现的。最可靠的试验是，当一种困难问

题发生时，要能用这种评判的态度去应付解决。多少负盛名的个

人与机关，都因禁不起这种试验而使人失望了。现在竞轮到浙江

一师的头上了！

这两点，我们明知是白白地说了的。但我们为教育界前途计，

明知无益，终于忍不住要说了。

十二、一、二十五

一年了！

今天是<努力>第二年的第一期。一个小小的周报的周年，是

不值得庆祝的，所以我们也不给他做周岁了。

<努力>的产生，是由于一点忍不住的冲动，希望在一个无可奈

何的境地里，做一点微薄的努力。

我们回头看这一年的成绩，心里实在觉得惭愧。但过去的是

过去了；我们现在只应继续地努力。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是决

不会白白地费掉的！

我们这一年之中，最可欣幸又最可感谢的是那些帮助我们努

力的许多朋友。这些同志的帮助，使我们觉得我们走的道路究竟

不十分寂寞；使我们觉得这种努力究竟是有趣味的。

我们借这个机会，感谢那许多替<努力>做文章的朋友，并感谢

那些替《努力>介绍或发行的朋友，我们尤其感谢我们的朋友章洛

声和江裕如两位先生：他们牺牲了一年的休暇时间，给<努力>做发

行的事务：若没有他们，《努力>也决没有今日。

(1)精神上大部分用广州案，而词句上多采用学制会议案。

(2)初等教育一段用广州案，稍加修正，学制会议承认了山西

提议的七年小学今删去。

(3)中等教育一段，采学制会议案，以四二制为原则，以三三

制为副则，但加一条“三年期之初级中学课程，应与四年期之初级

中学前三年之课程一律”o

(4)职业学校一项，采用学制会议的概括主义，而不用广州案

的列举主义，图上也用学制会议案的斜线。

(5)师范学校定为六年，依学制会议的图表，六年自为一栏，

而不采广州案图表上把前三年画入初级中学的办法。

(6)高等师范只依旧制存在，不列入系统图，删去了学制会议

降低一年的高等师范。

(7)师范大学，为单科大学之一种，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修

业四年。

(8)学制会议降低了专门学校一年，收受初级中学毕业生。

这是和广州案的精神大背的，故仍依广州案，提高二年。

(9)大学一项，酌采两案。

(10)凡学制会议中顾全旧制之处，如甲乙种实业学校之类，

皆改为“附注”，不列入正文。

(11)学制会议有“注意”四条，今采“选科’’‘‘补习”两条分入相

当的各段；余两条：一论“天才教育”，一论“特种教育”，仍保存了列

为附则。

这一案提出之后，甲组审查会即根据他讨论。甲组开了五次

会，至14日下午五时，全案讨论完毕。会场上讨论最激烈的几点，

这几点的结果如下：

(1)七年的小学，仍得存在，但不承认学制会议中“七年毕业

者，得入初级中学二年级”的一句，并且不列入学制。

(2)中学校仍回到三三制为原则，四二制与二四制为副则，文

句仍用广州案（此条讨论最烈又最久）。

其实学制会议还是高恩洪兼教育部的时代决定的，于汤尔和、

马叙伦全无关系。这位浙江代表虽是借题发牢骚，但他主张“完全

不睬学制会议，只认去年的广州原案和本年各省提出的修正案”，

也许是当日一小部分代表的心理（广东自然是如此的）o第一日的

大会便因此弄成一种很紧张的空气了0 12日下午，开第二次大

会，把议案分两组审查，凡关于学制，课程，地方教育行政制度的案

子，归甲组；凡关系于这三项以外的事件，归乙组。大会完后，两组

接着即分头开审查会，前一日大会完后，部派员即去访问浙江代

表，解释学制会议的经过。故甲组开会时，许倬云即宣言，愿意把

学制会议的议决案作为一种参考的底子，各省代表无异言，这个意

思便成了审查会的一个原则了。是日甲组仅推定江苏代表袁希涛

为主席，许倬云为书记，定次日开会，即散会。散会后，部派员陈

容、胡家凤到津浦宾馆访问北京代表胡适、姚金绅，讨论学制问题。

他们此时已承认学制会议的原案是不能不改动的了，但他们总希

望改动越少越好，所以希望胡适的调和论占胜利，怂恿胡氏提出一

个折衷调和的修正案。胡适也虑审查会若无书面的底本，必致口

头争论漫无限制，拖延时日，遂应允起草。这一晚上，从下午五时

起，由胡、姚二氏起草，逐条皆与两位部派员讨论商酌。到次日晨

一时，始草完。次日由胡适誊清稿。逐条下皆注明所根据的底本，

如用广州原案第五条则注明“广五”，下注参用学制会议的“制三”；

又如用学制会议的第五条则注“制五”，下注参用江苏修正案的“苏

五”o次日付印后，即由胡适提出审查会，作为讨论的底本。为便

利起见，我们叫他做“审查底案”o底案的大旨。

在这个本来不惯政党政治，近来更厌恶政党政治的中国，今日

最大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独立的政

论家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

而不问这是那一党的人与那一派的政策：他们立身在政党之外，而

影响自在政党之中。他们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

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

十一，六，二

（附论）超然的政论、独立的政论，并不是麻木的政论与是

非不明的政论。现在最可怪的一种现象就是舆论界的麻木与

混沌，上海的报界在奉直战争时的议论，差不多全是“张作霖

胜固可忧，吴佩孚败亦可喜”的论调；我们读了不能不回想到

两年前直皖战争时代安福部的《公言报》；《公言报》虽坏，但远

胜于近来这种麻木的“稳健”了！

北京近来的报纸更不能免这种麻木与混沌的责备。即如

董康在这个时候敢出来做财政上的清理与改革，这种“掮木

梢”的精神，不能不使我们佩服。舆论对他，至少应该表示一

种同情的援助。然而北京的报界对他只有嘲笑与讥讽，甚至

于那主张新文化的《晨报》也只有嘲笑与讥讽。董康的同情者

倒是那远在三万里外的伦敦《太晤士报》与《孟彻司脱高丁

报》！①这是我们不能满意的。

第二，团体的生活。“五四”运动以来，总算增加了许多学生的

团体生活的经验，但是现在的学生团体有两大缺点：（一）是内容太

偏枯了o（二）是组织太不完备了。内容偏枯的补救，应注意各方

面的“俱分并进”o

(1)学术的团体生活。如学术研究会或讲演会之类，应该注

重自动的调查、报告、试验、讲演。

(2)体育的团体生活。如足球、运动会、童子军、野外幕居，假

期游行等等。

(3)游艺的团体生活。如音乐、图画、戏剧等等。

(4)社交的团体生活。如同学茶会、家人恳亲会、同乡会等

等。

(5)组织的团体生活。如本校学生会、自治会、各校联合会、

学生联合总会之类。

要补救组织的不完备，应注重议会法规(parliamantary law)的

重要条件。简单说来，至少须有下列的几个条件：

(1)法定开会人数。这是防弊的要件。

(2)动议的手续与修正议案的手续。这是议会法规里最繁难

又最重要的一项。

(3)发言的顺序。这是维持秩序的要件。

(4)表决的方法o（一）须规定某种议案必须全体几分之几的

可决。某种必须到会人数几分之几的可决。某种仅须过半数的可

决o（二）须规定某种重要议案必须用无记名投票。某种必须用有

记名投票。某种可用举手的表决。

(5)凡是代表制的联合会。无论校内校外，皆须有复决制

( Referendum)o遇重大的案件，代表会议的议决案，必须再经过会

员的总投票。总会的议决案，必须再经过各分会的复决。

(6)议案提出后，应有规定的讨论时间，并须限制每人发言的

时间与次数。

现在许多学生会的章程，只注重职员的分配，却不注重这些最

要紧的条件，这是学生团体失败的一个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