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董事会的组织，杭先生一面说“董事会成立一载余’

事实上尚未尝一受政潮之重大波荡”，而他一面又说，“人事变迁’

政潮起伏，所谓中国董事多数系借款机关代表之现象，已渐不复存

在”o这就是说，政潮起伏可以影响各董事所代表的机关，而不致

更动董事的人选。这自然是很可喜的现象，我们希望将来政府不

要破坏这个很可喜的成例，并且希望各位董事不要因为他们现在

不代表借款机关了而就减少他们对庚款管理的兴趣。

第四，董事会与购料委员会的统辖问题，有了行政院第二十二

次会议的议决案，已可算有了一个比较满人意的解决了。何以至

今购料委员会还不曾“函复遵照办理”呢？是否行政院的命令不能

行于王景春先生们的购料委员会呢？

第五，最后我要请杭先生和董事诸先生以及国内外关心这个

问题的人大家考虑我在《独立评论>第九号的结论：“我们的希望是

要从根本上变更庚款换文所规定用投资借款作基金的原则。去年

三月以前所积存的庚款，不妨依原案。……去年三月以后的庚款，

应该变更办法，完全交董事会管理，以一半存储作基金，以一半随

时用在基本的文化教育事业上。”杭先生对于这个结论，完全不表

示意见。但我的原文的要点只在于证明换文原则之荒谬不可用，

只在于证明换文原则之不可不变更。那个荒谬的原则不更换，英

庚款的管理是不会有效率的。

英庚款的管理

答杭立武先生

杭先生是在英庚款董事会任职的人，他指出的几点，使我们知

道董事会最近补救的办法，我们读了自然很高兴。然而我还有不

能不顾虑的几点。

第一，“借用英庚款还本办法’’不过是呈准行政院备案的一件

公文，杭先生自己也说“不敢谓还本即有保障”o究竟现在已借出

的庚款（中国伦敦两处）已有了还本的保障没有呢？

第二，我说“多数的借款至今不曾起息”，杭先生说是“道听之

说，幸非事实”o然而他自己也说建设委员会与导淮委员会的借款

至今还不曾商妥还本付息的条件。此外铁道部各路的购料借款究

竟起了利息没有？杭先生说：“虽不敢即谓利息将来必可实收’但

亦不能预存悲观。”其实我们的悲观也不过是如杭先生说的“不敢

即谓利息将来必可实收”而已？

学潮的第四个原因，诚如平津教职员会所提示，是由于国家政

治不能满人意。凡能掀动全国的学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

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现象：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

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动政治改

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汉宋的太学生危言谠

议，明末的东林复社，清末的公车上书和革命运动，都是最明显的

例。外国也是如此的：欧洲中古的学生运动，1848年的全欧革命

潮，土耳其、俄罗斯、波兰，以至印度、朝鲜，哪一次不是上述公式的

例子？所以有人责备某党某派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那还是皮相

的观察。即使无人利用，青年学生的政治活动也是免不了的。因

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没有家眷儿女的顾虑，敢于跟着个人的信

仰去冒险奋斗，所以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是由于很纯洁的冲动，至

少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很自然的冲动。这种冲动既是很自然的，救

济的方法决不能依靠平津教职员提议的“禁止学生作政治活动”的

方案。禁止是无用的：前清末年禁止革命，有何效果？近年禁止共

产党，又何有效果？平津教职员会还是主张由政府禁止呢？还是

由学校禁止呢？在我们看来，这两方面都没有禁止学生政治活动

的有效方法。我们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只有因势利导的一条路还

不失为教育事业中人值得一试的一条路。所谓因势利导，只是要

引导这很自然的政治兴趣，使它走向有教育训练的方向，好养成真

能担负政治责任的能力与习惯。说的具体一点，我们提议这几点：

(1)学校对于一切政治派别，应该有同一的公道待遇，不应该

特许某一党派公然挂招牌设区分部，而不许别的党派作政治活动；

但同时学校也应该教导学生彼此互相尊重异己的主张。彼此尊重

异己的主张是政治生活的首要条件，但一党一派特别受特殊优待

之下，这种态度和习惯是不会发生的。

学潮的第三个原因是学生不用功做功课。为什么不用功呢？

因为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学业成绩远不如一纸八行荐书的有用。

学业最优的学生，拿着分数单子，差不多全无用处：各种职业里能

容纳的人很少，在这个百业萧条的年头更没有安插人的机会；即有

机会，也得先用亲眷，次用朋友，最后才提得到成绩资格。至于各

种党部，衙门，机关，局所，用人的标准也大概是同样的先情面而后

学业。即使有留心人才的人，学识资格的标准也只限于几项需用

专门人才的职务，那些低薪职务——所谓人人能做的——几乎全

是靠荐引来的。学业成绩本不全是为吃饭的；然而有了学业成绩

而仍寻不着饭碗，这就难叫一般人看重学问功课了。所以平津教

职员会提出“用人应由考试”的办法；自然是不错的。不过考试不

是指戴院长所办的考试，应该是考试原则的普遍实行。约略举例，

可以说有这几点：

(1)凡政府机关，除专门人才可由学术机关推荐酌量免试之

外，一切人人可做之普通职务（从工友门房到科员书记）必须经过

考试，并且要把考试成绩和各人在学校的成绩合并平均计算。

(2)凡公家机关的职员必须实行回避亲属之法，有犯者应去

职。合资的公司也应该适用回避法。

(3)严格的保持海关邮务等处已有的考试用人制度。

(4)凡考试任用的人，除非有溺职的行为，不得随长官的喜怒

而更动；其升迁皆应该有常法。

第二，政府派（包括国难会议中通过提出政治改革案的先生

们）虽然勉强承认民意机关的必要，而处处缩小民意机关的权限。

如国难会议原案的国民代表大会，只有议决预算决算，国债，重要

国际条约的三项职权。反之，在野派如孙科先生则主张国民代表

大会有很大的权限，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统治国家之最高权力机

关，不受解散及任何之干涉”o这一点是值得讨论的。替国难会议

原案辩护的梅思平先生（在《时代公论》第六号）说：“我们从过去北

京时代国会的经验看起来，知道在初行民治的国家，议会的权力越

大，他的腐化也越容易。”历史是可以有种种看法的。我们研究民

国初年国会的历史，也可以说：在初行民治的国家，如果解散国会

之权在行政首领手里，议会政治是不够制裁那反民治的恶势力的。

梅思平先生指出“质问，查办，弹劾诸权，都变成敲竹杠的利器；官

吏任命的同意权，简直是纳贿的好机会”o梅先生何不进一步说：

预算决算和国债的议决权更是敲竹杠和纳贿的好机会？敲财政部

的竹杠，岂不更肥？如此说来，还是爽性不要议会为妙！

住在上海的孙科先生于4月24日发表他的抗日救国纲领，其

中主要的主张是（一）于本年10月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二）明

年4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决定颁布日期；（三）全国人

民在不危害中华民国不违反三民主义之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

治团体，参加政治；（四）于本年10月召集各省省民代表会。

此外还有民选立法院和监察院委员各半数的办法，听说政府

拟有草案，正在审查中了。孙科先生则主张立法和监察两院的委

员都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

住在香港的胡汉民先生近来也屡次发表谈话，表示他赞成宪

·政的实行。并且赞成党外可以有党了。

我们考察这些主张，可以说，这些主张无论内容有多大的出

入，都可以表示宪政运动的开始进展。其中最大的异点，约有这

些：

第一，政府派不主张缩短训政年限，要到民国二十四年才算训

政结束；而在野派（包括暂时在野的孙科先生们）则主张提早宪政

的开始。其实这一点不成多大问题。如果在这两年半之中，政府

和人民都能积极准备宪政的施行，如果训政的目的是（如汪精卫先

生去年12月10日说的）“在训练民众行使政权”o——那么，两年

半的光阴也许是值得的。如果训政的延长只是为了保持政治饭

碗，畏惧人民参政，执政权而不能做点治国利民的事业，号称训政

而所行所为都不足为训，——那么，训政多延一日只是为当国的政

党多造一日的罪孽而已。

那么，恐怕有人对于这种物质文明很低的民族，要谈到他们的

宗教生活了。在此我不必讨论东方的各种宗教，它们最高的圣神

也不过是些泥塑木雕的菩萨而已。不过我要问问：“譬如一个老年

的叫化婆子，贫困得要死了，她死的时候口里还念着南无阿弥陀

佛，深信自己一定能够到佛爷的西天那里去的。用一种假的信仰’

去欺哄一个贫困的叫化子，使他愿意在困苦的生活中生存或死亡’

这叫做道德文明精神文明吗？如果她生在另一种文化里，会到这

种困苦的地步吗？”

不，绝对不是如此，人老了，不能抵抗自然的力量，才会接受那

种催眠式的宗教。他很失望，不愿意奋斗，于是他设法自慰，宣言

财富是可鄙的，穷困是荣幸的。这样的人，正像狐狸吃不着葡萄’

而反说葡萄昧苦一样。这种议论，差不多是说现世的生活没有什

么价值，幸福的生活，还在来生。哲人们既宣传了这种思想，那些

过激派更进而禁欲，自制，甚至自杀。西方的祭司们常常祈祷，禁

食，在柱头上鞭笞自己。中国中古时代也有许多和尚祈祷，禁食

天天吃香油，甚至用油布捆着自己烧死，献给佛菩萨作为祭品。

保存国粹

果如所料，要求改革的第一个浪潮被政府中反动分子镇压下

去后，知识界立即发起了一个新运动，即“保存国粹运动”o这个运

动中的许多支持者又同时是后来推翻满清的革命党的成员。这个

事实可注意之点是，它表明反满的革命虽然是受西方共和理想的

鼓舞而发动的民族自觉运动，但它还没有摆脱文化保守主义的情

绪。这个保守主义最近几年有突出表现。有人在反对教会学校和

教会医院时经常使用“打倒文化侵略”的口号。

工具与进步

直到最近几年才听到有人坦率发表现代西方文明优于中国的

和一般东方的旧文明的议论。一位年逾花甲的思想家吴稚晖老先

生于1923年一1924年发表了他的宏论《．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

人生观>o他在文中大胆宣称中国旧道德的总体都是低级的和粗

浅的，欧洲种人在私人道德上和社会公德上以及日常生活方式上

都超越其他种族之上。“他们是所有这些种族中最有才能和精力

充沛的人民，他们的道德总体是高超的。”他劝告中国的知识分子

传统价值安然无恙

我曾经也是这种选择性过程的倡导者之一。不过现在我表示

后悔，因为我认为谨慎选择的态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实在不必

要。一种文明具有极大的广被性，必然会影响大多数一贯保守的

人。由于广大群众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数人总要对他们

珍爱的传统要素百般保护。因此，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

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如果他们前进一千步，

群众大概会被从传统水平的原地向前带动不到十步。如果领导人

在前进道路上迟疑不决，摇摆不定，群众必定止步不前，结果是毫

无进步。

接受现代化

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

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

意接受的态度。近几十年来，中国之所以不再谈论抵制西方文明，

只是因为中国的保守主义已在选择性的现代化的理论伪装下找到

庇护所。她在采用西方文明某些方面如电报、电话、铁路和轮船、

军事改组、政治变革以及新的经济制度……所取得的微小的进步，

大多是外国特权享有者或担心民族灭亡和崩溃的中国人所强加

的。这些方面的进步没有一项是出于自觉自愿或明智的了解而引

进到中国来的。甚至维新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充分了解

他们所主张的东西。仅在几年以前，1898年维新运动最重要的领

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曾歉然地自认道：“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西

学为何物，亦不知如何去学。我们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旧东西已

经不够用了，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o”①领袖人物本身浅薄如

此，当然不能引起广大群众的真正的热忱或坚强的信念。